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35]参见鲁鹏宇、宋国：《论行政法权利的确认与功能》，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51页。[55]其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也说明了独立的行政赔偿诉讼类型建构的重要性。

[21]也就是说，这种规范体系或规则体系下的依法行政模式，要在坚持民主理论的前提下，和行政主体理论、具体行政行为理论以及司法审查理论关联在一起，形成当前主流的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行政法治范式。（参见朱新力：《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第66页。王名扬先生由此批评美国没有像法国那样区分司法审查和行政赔偿诉讼。  四、结语 从以越权无效原则为指导准则的依法行政机制来看，权利本来是先于国家的，并产生着国家权力，但随着国家的产生，又变成国家权力所处分的对象，不再能规范后来的、作为其产物的国家权力。但笔者要强调的是，尽管权利无法规范行使权力的行政，但可以限制不行使权力的行政，确保行政在没有权力时同样不得恣意妄为，而这正是权利规范行政的逻辑。

因为统治及作为统治手段的法需要正当性，所以对依法行政的诠释就离不开人民主权原则或议会至上原则。[42]也就是说，即使针对具体行政行为处分权益的情形，也依然可以基于权利的请求权能，提起赔偿诉讼，而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则作为免责事由由被告提出。应用二元之认识方法，首先可以认为中国宪法典规定了两种类型的国体和政体，即：政治主权系统中的国体（以下简称为国体Ⅰ）和治理主权系统中的国体（以下简称为国体Ⅱ），政治主权系统中的政体（以下简称为政体Ⅰ）和治理主权系统中的政体（以下简称为政体Ⅱ）。

囿于篇幅，这里不能对该理论体系的内容做出详尽的解释和交代，而只能做出极为简要的说明：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组织体。笔者把最为重要的条文罗列如下：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机理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第三，自上而下的真理性建设方式。

宪法制度的二元性存在构成了中国宪法典的核心制度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正如秦晖教授所说：秦开创了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和压抑小共同体的法家传统，从小共同体解体导致的‘私有制看来似乎十分‘现代，但这只是‘伪现代。[92] 这当然涉及建构一体中国的逻辑，即确认逻辑、展望逻辑和规定逻辑。这个事实只是说明了劳动力的生产、劳动力的产出和劳动力本身都是对立的。[51] 郎咸平、杨瑞辉：《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

[57]陈弱水教授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 首先，在公民社会，爱最能发挥作用的，是在社会结合、运作、互助的方面。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客观化。有关政体Ⅱ的核心宪法规定就是现行宪法典第三条，其内容为： 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这种情形之下，受教育权即或以权利形式存在，但由于存在来自于他者的强力干预和支配，在实际效果上，这种权利反而容易沦为对他义务，这样，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制甚至剥夺了公民自我选择发展方向的机会。

[23] 以奥克肖特教授的观点看，强世功教授对中国宪法典有机体式的解读分明是哲学家的想象，而不是宪法学者的解释。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所以说，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教育不仅是公民个人的事，同时也是为社会发展应尽大脑义务。

对人民政协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关系内涵的解释，首先需要解读宪法典序言的如下内容，即：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展现将继续巩固和发展。同时，若将第一条视为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规定，也需要跨越诸多条文，需要给出精确的立宪技术解释。它是旧约和十诫的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说，受教育之权利和义务的双重属性彼此不分进而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就是中国宪法教育制度的基本面相。这种国家管控社会、包办社会的方式，带来了许多问题，造成社会活力不足，生产效率低下，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短缺，成为既不富裕又不民主的社会现实的总根源。这种解释模式优点是能够十分清晰地（但不一定正确或合理）认识解释对象的内涵。

蔡定剑教授就第十三条第1款的内容解释到： 2004年修宪增加的这一款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保护的范围既包括生活资料，又包括生产资料。相反，它会因为人们未能遵守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而责备他们。

对人大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说，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概念是自治。强世功教授主要从国家或人民政治的角度做出了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所有的民加入到政治领域中来，政治不是垄断在少数人手中，而是为所有的民开放。

[42] 郎咸平、杨瑞辉：《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79] 换言之，如果中国的政体结构或以人大为核心的治理主权系统真诚地希望中国社会自治能够形成并有序运行，就需要其站在社会自治的立场而不是国家管控社会的角度来进行相关法律的制定或修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放宽社会结社的基准条件。

至于培养的内容与目标为何，恐怕在本条中很难得到明晰化的解释，这就需要把思考的方向转换到国体Ⅰ的相关内容上，而在笔者看来，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对培养的内容与目标做出解释，并且核心是有关爱的规定。[⑨] 据此，翟志勇博士对八二宪法整体内容解读为三个层次结构： 第一层是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激进主义的大众民主，体现为宪法序言中对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申说，人民未出场，只是被压制，并非被取消，激进的大众民主仍有回潮的可能。依托一体二元三维解释框架，从体、元、维三个角度出发，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和政体三个核心概念，可以把82宪法宏观性地解释为：就一体中国而言，中国宪法典通过确认逻辑、展望逻辑和规定逻辑完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建构。[68] 这种理解虽有其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刻性，但随之未来的弊端或许就是因这种深刻性而遮蔽了应该接受教育的其他重要原因。

就政体而言，中国宪法典规定了政体Ⅰ和政体Ⅱ。[71]［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页。

[44] 议会透过立法赋予全国老百姓相同的投票权利——全民民主政治产生了，全体社会大众部分阶级，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支持以资产阶级为主的保守党，或支持以劳工利益为主的工党——全民民主政治从此定型，进而风起云涌地席卷了整个世界。虽然这种解释较之于强世功教授的解释更为全面，但深入性还略显不足，同时，某些论证在逻辑上也欠周延。

所以，具体宪法规定解读模式就显得有些局狭。蔡定剑教授的解读模式在形式上是立足于中国宪法典整体，在实质上则是对中国宪法典具体规定的解析。

另外，对这一条文中的社会主义，蔡定剑教授是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做出解释的。鉴于笔者已就相关内容有所阐发，因此，这里只对已阐发过的内容给出简要的结论性观点，对于未加解释的内容还需要做出较为详尽的解释和论证： 其一，从构成政体Ⅱ的主体性质来看，无论是人大，还是国务院以及两院，当然都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而笔者认为，认真对待宪法并不只有一种路径，或者说，认真对待中国宪法典文本及宪法制度或许更为基础，也更为迫切。这种纠缠和缠绕依然会在中国的政体类型中有所体现。

立足于宪法典整体而对具体宪法条文做出解释。······因此，人民是有政治目的和伦理追求的，人民共和国就是帮助人民实现其政治理想，它要教育、训练、帮助一个民成为公民，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依据二元的认识方法，中国政体也包括两种类型，即政体Ⅰ和政体Ⅱ。就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来说，人民主要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和理想目标而产生的。

在经济制度上，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的社会公有制。因此，从国家权力的配置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机关间的关系来看，国家结构形式应属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一个方面，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组成部分。